为何监狱民警普遍缺乏职业身份认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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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狱人民警察，既秉承了人民警察的共有特质，又独具特色，体现在角色身份的多重性、履职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工作环境的封闭性上。其身份认同，实质是对职业的深刻认同。职业身份认同，尤其对于监狱人民警察而言，不仅关乎忠诚度、向心力与事业心，更直接影响其职业幸福与成就感。其构建基于个人认知、物质现实支撑及社会评价三大层面。监狱人民警察虽普遍珍视职业身份，但高负荷、高风险的工作环境，加之制度不科学、社交局限等问题，常使部分人员面临身份认同挑战，产生职业倦怠乃至心理疾病，凸显了职业身份认同危机的现实紧迫性。

身份认同，一个交织着社会学与心理学内涵的复杂且动态的概念，既映射出社会的整体价值与生活模式，又是个体社会化进程的产物，并随社会变迁而不断重塑。从文化层面审视，个体在不同文化共同体中流动，其身份亦随之多变，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深层意蕴。对于职业身份而言，它深刻影响着个体的职业忠诚度、向心力及成就感。监狱人民警察这一特殊群体，其身份认同面临诸多挑战，包括工作环境的封闭性导致的“社会边缘化”感，以及部分人员内心的职业自卑。尽管监狱体制改革与布局调整已取得显著成效，环境与设施得到大幅提升，但在思想解放、理论创新及实践革新方面，仍需进一步深化。

监狱人民警察的“不自信”主要体现在因长期与罪犯打交道、工作繁重而缺乏新鲜感和归属感，进而产生“二等警察”的自我认知。封闭的工作环境加剧了他们的身心负担，导致身体“亚健康”问题频发，如疾病缠身、带病上岗、英年早逝等现象屡见不鲜。这种“不自信”的浅层根源在于身份认同模糊，角色认同危机；深层则涉及警察队伍现代化建设不足，正规化、职业化、专业化建设亟待加速，以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。同时，部分警察自主学习不足，难以适应新情况、新形势和新要求，因“能力停滞”而心生“本领恐慌”。加之长期默默奉献，宣传不足，表达渠道不畅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感受。

我国监狱体制改革始于2003年，国务院提出明确目标，并在十四‬个省（区、市）历经五‬年试点后，于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，这一进程较国家整体改革滞后近三十‬年。其滞后根源在于刑事执行实践缺乏科学、持续的理论支撑。自1994年《监狱法》颁布以来，社会背景与民情巨变，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升级，犯罪与罪犯特征、监狱形态及刑事法律理论均呈现新态势。尽管监狱研究与实践中已涌现诸多新成果，但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，以及国内外刑事执行理念的革新，我国相关理论与理念仍显保守，对原有理论的革新明显不足。

系统兼具独立性与开放性，两者需平衡以维持生命力。过度独立则封闭，难以与外界交换信息，而‬过度开放则失去独立与个性。监狱作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，实行垂直管理，导致监狱人民警察与党、政、司法机关及单位的交流机会稀缺。除与地方检察院和法院联系较多外，与其他部门及地方政府几乎无交集。监管安全与保密要求进一步阻隔了监狱与社会的信息交流，包括信息交流和人才流动。然而，监狱人民警察与罪犯实际上均与社会紧密相连。从职业流动角度看，监狱人民警察一旦入职，便难以脱离该系统，其交流多局限于监狱内部，且因缺乏制度保障，系统内单位间的交流也显不足。

由于司法分工的特性，监狱处于司法链条的末端，加之其封闭性，监狱人民警察的默默奉献与感人事迹往往鲜为人知，宣传不足导致社会认知滞后，许多人仍对监狱抱有旧时脏、乱、差，执法粗放的印象。尽管监狱已逐步迁往交通便捷区域，并随科学化、法治化、文明化进程举办开放日等活动加强宣传，但监狱及其人民警察的工作仍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。他们‬一方面因负面事件引发的社会过度关注而感到压力重重，不堪重负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深切渴望得到上级部门、罪犯亲属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、支持与认可，以期更好地履行职责，服务社会。

监狱人民警察身份认同的重构需从体制内路径入手，鉴于其工作的高度专业性与人文要求，需持续推进监狱工作的科学化、法治化、规范化与社会化，为警察身份认同奠定坚实基础。同时，职业现代化是破解身份认同难题的关键，如‬加强分类管理与专业化建设，完善激励机制，切实保障警察权益，提高待遇，平衡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。此外，要拓宽职业发展渠道，确保人尽其才，加强权益保护，关注身心健康。在“各美其美，和谐共生”的职业观中，确保队伍纯洁性，讲好“监狱故事”，提升社会认同，促进监狱人民警察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。